头戴翅帽，身着蟒袍，黑面长髯，眉心悬一月牙，阴阳皆判，平冤昭雪……说到中国民间最深入人心的古代“清官”形象，非“包青天”包拯莫属。从古典小说《三侠五义》《包公案》，到传统戏剧《铡美案》《乌盆记》，关于包公断案的故事从古至今一直长盛不衰，《包青天》等现代影视作品自播出以来，更是红遍大江南北。

 包公体恤民情雕塑。摄影：岑鉴朝

其实，历史上的包拯并非面如黑炭，据传“面目清秀，白脸长须”，可与故宫南薰殿旧藏包拯画像相参照。从38岁出仕到63岁病逝于开封，他曾在地方上做过知县、知州、知府，并在刑部、兵部、工部、监察、财政等部门任过职，官至枢密副使（枢密院为宋代最高军事机构）。他没有铡过驸马，更没破过“狸猫换太子”案，见于正史的断案实例也仅有“盗割牛舌案”等几则，比起专司刑狱的法官，他在北宋仁宗朝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名监察官和财政官。

然而，包拯的生平事迹无愧于“青天”之誉：官场上，他秉公执法，敬德保民，在肃贪倡廉方面更是不遗余力，是缔造宋仁宗执政后期“嘉祐之治”的中坚力量；生活中，他律己极严，家风清峻，在治理端州（今广东肇庆）期间“不持一砚归”，赢得了万民敬仰、百世流芳。

惩治贪腐弹劾皇亲

包拯（999－1062），字希仁，谥号“孝肃”，出生于北宋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一个基层官吏之家，从小深受中国传统忠孝仁义文化的浸染。他曾在一篇奏章中自述：“生于草茅，早从宦学，尽信前书之载，窃慕古人之为，知事君行己之方，有竭忠死义之分。”欧阳修曾称赞包拯“少有孝行，闻于乡里；晚有直节，著在朝廷。”（欧阳修《文忠集》）

天圣五年（1027），28岁的包拯参加了进士考试，名列甲科一等。当时，进士登第之人往往“不数年，辄赫然显贵”，而他却为了奉养双亲，辞官不就，直至父母去世、守丧期满之后，才于景祐四年（1037）赴京听选，获授天长（今安徽天长）知县，这时他已临近不惑之年。

随后，包拯曾担任监察御史、知谏院（谏院为宋代重要谏官职位）、权御史中丞（知、权，即以低级官阶出任高位之意）等司掌纠察、朝议之职。北宋前期政治相对开明，崇尚法制和“官德”，“凡罪罚悉从轻减，独于治赃吏最严。”（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）另一方面，朝廷对文士较为宽容，一般来说“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”，也极大地鼓励了知识分子积极参政议政的热情，为包拯践行“以法律提衡天下”的政见，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。

肇庆人民为纪念包拯而修建的包公祠。摄影：陈勇彪 

包拯所著的《包孝肃奏议集》，其中收录的奏折绝大部分都与弹劾当朝官员、举报违法行为以及为民请命相关。大多数被揭发的官员都存在贪图荣禄、收受贿赂、假公济私、违规经营、侵害民利等腐败行径，如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，总理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低价购买辖区内富民房产等。

另一些人则是因生活作风问题遭到包拯检举，例如三司使宋祁遭到罢免的原因之一，是“宴饮过度”、生活奢靡。

包拯担任御史中丞期间，仁宗因宠幸张贵妃，将其伯父张尧佐破格提拔为三司吏、户部侍郎及宣徽南院使、淮康军二府节度使、景灵宫使，一人兼领数个要职，激起朝中群议汹涌。

包拯认为，仁宗私昵后宫，包庇外戚，不合大宋法律，且张尧佐存在滥用财政之嫌，他斥责张尧佐“无功受禄，不知羞耻”“真清朝之秽污，白昼之魑魅也”。（《上仁宗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》）为此，他多次上奏力谏仁宗“当以祖业为重，亲连宫掖，不可用为执政之官”（《再弹张尧佐》），甚至在慷慨陈词之际激动到“唾溅帝面”（参见朱弁《曲洧旧闻》），唾沫都喷到仁宗脸上，最终迫使仁宗决定“今后妃之家，不得任二府职事”（参见《宋史》本传）。

始建于包拯执政年代的端州老城墙，经历代修缮，各年代的砖都镶嵌在墙上，成了砖的博物馆。

 摄影：何洪伟（资料图片）

除此之外，他还弹劾了仁宗叔父的女婿郭承祐等人，一时间使得“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。”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形容包拯“天性峭严，未尝有笑容”。有研究者提出，包拯在小说、戏剧中的“黑面”形象正是由此演化而来。

廉而有能以民为本

令人意外的是，如此“刚正敢言，辨忠邪，诋权幸，犯天子颜色”的包拯，仕途却是一路亨通，少有波折，在不到30年的为官生涯中，升迁达20多次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在于他端正峭直、奏议公允，“清节美行，闻于朝廷”（欧阳修《文忠集》）；另一方面，也与宋仁宗对包拯的信任、重用密不可分。

包拯曾言：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。今天下郡县至广，官吏至众，而赃污擿发（意为揭发），无日无之……虽有重律，仅同空文，贪狠之徒，殊无畏惮。”（《乞不用赃吏疏》）在他看来，定制治贪关键在于“依条施行”，对于赃吏应严惩不贷，遇大赦也不予续用，“如此，则廉吏知所劝，贪夫知所惧矣。”“善为国者，必务去民之蠹，则俗阜而财丰，若蠹原不除，治道何从而兴哉？”（《请置鹿皮道者》）这与宋仁宗推行“庆历新政”、清除积弊、振兴吏风的初衷不谋而合。

         包拯在端州离任前游星湖，在星岩上留下的摩崖石刻。摄影：何洪伟（资料图片） 

与此同时，北宋王朝的统治还存在另一重隐形的危机。随着局势趋于稳定，原本“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”，渐渐流露出新的弊端，即“循默苟且，颓惰宽弛，习成风气，不以为非”。（欧阳修《文忠集》）

因此，包拯极力推崇敢于担当、明责思进的用人之道。在被他弹劾的对象当中，就有一些虽无违法乱纪，但政绩平庸、才不堪用之人，例如担任宰相七年而尸位素餐、“安处洋洋”的宋庠。

包拯多次强调要加强和完善科举“封弥誊录”制度（即考卷密封、糊名、抄录），杜绝考场舞弊，从任用的源头抓起，防患于未然。

他又奏请朝廷，对于那些凭借出身和朝廷“恩典”获得从政资格的高官子弟进行任职考试，防止其因为学业怠惰、不晓治理，“一旦俾临民政懵然于其间，不知治道之所出。”

包拯重视法制、选贤任能，其出发点是“大缓吾民，以安天下”的民本思想。他指出：“民者国之本，财用所出，安危所系，当务安之为急”（《请出内库钱帛往逐路籴粮草》）。在《包孝肃奏议集》中，他请求薄税赋、宽徭役、救饥馑、保民田的奏疏，共计50多则。

包拯不仅长于谏议，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和卓越的施政才干，将廉政与善政实现了有机结合。例如元杂剧《陈州粜米》及民间故事“陈州放粮”的雏形，就与包拯所写的《请免陈州添折见钱》奏疏有关：当时，陈州（今河南淮阳）受灾歉收，民不聊生，包拯请求朝廷下诏，依大小二麦实际市场价格，就近缴税，防止地方官以粮食“折现”及运输、仓储等名义盘剥灾民。

晚年主政开封府之后，包拯为了方便百姓当面递状申诉，裁撤了门牌司，既提高了行政效率，又使得百姓免受办事书吏的勒索刁难；贵族侵占河岸私建宅院，导致水道壅塞时，包拯又雷厉风行予以拆除，并制裁了一干权贵，大快民心。

立身清白“孝肃”传家

1040年，包拯任端州（今广东肇庆）知州。任职的两年多时间里，他率领当地民众垦荒储粮，治理西江水患，调和州民与少数民族关系，加强城防，建星岩书院，足见治端有方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包公楼内，刻录了不少人们赞颂包拯的字句。摄影：何洪伟（资料图片）

据《宋史》本传记载，端州以盛产砚驰名，前任官员均借进贡之机额外采制，或用于贿赂朝中显贵，或据为己有。而包拯却严格按照朝廷上贡的数额进行征收，离任时“不持一砚归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考古人员在发掘安徽合肥东郊大兴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时，清理出50余件随葬品，皆为陶瓷器、铜镜、铜钱等普通物品，无一贵重金玉器具，仅在其子包绶墓中出土了一枚寻常的歙砚，印证了“不持一砚归”之说。

同时，曾巩在《孝肃包公传》中评价其“仕至通显，奉己俭约，如布衣时”，也与其夫人董氏墓志铭中所言“孝肃渐贵，夫人与公终日相对，亡（通无）声伎珍怪之玩，素风泊然”相符合。

《宋史》本传还称，包拯“与人不苟合，不伪辞色悦人，平居无私书，故人、亲党皆绝之。”这种待人接物严谨缜密的作风，特别为大儒朱熹所感佩。《朱子语类》提到：包拯与一书生年少时在僧舍读书，相邻有一富人主动邀请吃饭，包拯每次都婉言谢绝。同学问其故，他正色相告：吾辈乃读书人，将来若守乡郡为官，今日妄交富人，恐为他日所累。多年后，二人果然相继回乡任职。

司马光在《涑水纪闻》里记载了一段包拯任庐州知州时的往事：庐州为包拯乡里，“亲旧多乘势扰官府，有从舅（母亲的叔伯兄弟）犯法，希仁戮之（意为惩罚），自是亲旧皆屏息”。

民间相传，包拯去世前，仁宗念其劳苦功高、生活清贫，有意将庐州城赏赐给他，并劝他为后代着想予以接纳。几经思量，包拯的回复却是：“不要庐州府一砖，只取护城河一段”。他所想的是，令子孙清理河道，一来造福地方，二来可灌溉农田，种植作物，实现自给自足。

包公楼内长年香火不断。摄影：何洪伟（资料图片）